寻觅家乡:在拆与建中挣扎的哈尔滨
2017-07-05 21: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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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家乡:在拆与建中挣扎的哈尔滨

KIKI ZHAO2017年7月5日

在哈尔滨,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索菲亚大教堂作为一座博物馆被保留着。

历经沧桑的哈尔滨老建筑

19世纪末,当时被称为满洲里的哈尔滨,是俄罗斯帝国的远东基地、铺设中东铁路(China Eastern Railway)的中心。残留的俄式建筑见证了这段历史。

1984年,卜冲第一次来到哈尔滨读大学,当他看到校园内一座宏伟的欧式建筑时,觉得很震惊。“我是农村来的,从没见过这种房子,”他说。

但对于当地的一位商人高虹来说,这样的建筑不足为奇。它们是这座她成长于斯的城市的典型特征—-在19世纪末期,当时还被称为满洲里的哈尔滨,是作为俄罗斯帝国的远东基地、铺设中东铁路(China Eastern Railway)的中心而建成。

但过去几十年,生活在哈尔滨的卜冲和高虹都在这座城市有了相同的体会:他们看到为了修建更宽的路和千篇一律的高楼,很多老建筑都被拆毁。

大部分的老建筑“都已经消失了”,高虹痛惜地对我说。“城市变得面目全非。”

一些建筑在20世纪上半页的战争和革命运动中受到破坏,但更多地则是在近些年的城市建设中被摧毁。苦恼于这些被损毁的建筑,也得益于社交网络,卜冲、高虹,以及其他一些本地市民集结起来,致力于保护哈尔滨还残留的俄式建筑。

在这里度过中学六年,哈尔滨也称得上是我的故乡。而我也目睹了这座城市在面貌上的极大改变。我十几岁的少年记忆是在布满俄式建筑的中央大街上的小商店吃马迭尔冰棍;是初中穿行于有着方正、单调苏式楼房的大院;是几乎每天路过和家一街之隔的文庙——那是20年代哈尔滨的一些中国官员为了抗衡城中的俄式建筑,而促进建成的传统中国孔庙。而我自高中毕业离开哈尔滨,每一年再回去探望家人也都会看到相同的景象:我熟悉的街道被扩宽成之前的几倍,毫无美感的居民住宅楼不断拔地而起。

这座城市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带着这样的好奇,今年春节回家时,我联络了几位哈尔滨本地对历史和建筑有着长期观察的学者、建筑师和文化保护主义者。

最近一次哈尔滨的建筑保护者们想着力保护的是霁虹桥。这座在上世纪20年代由俄国工程师设计的桥梁在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定为“不可移动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意味着对桥梁的任何修改都必须由中央政府批准。

建于1920年代的霁虹桥正在经历修建。当地政府曾计划把桥挪走,为新的高铁让路。但新的规划会在霁虹桥原址上把三个桥拱加宽,并把整座桥体升高来安置高铁。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建于1920年代的霁虹桥正在经历修建。当地政府曾计划把桥挪走,为新的高铁让路。但新的规划会在霁虹桥原址上把三个桥拱加宽,并把整座桥体升高来安置高铁。

去年,为了给高铁让路,哈尔滨市政府决定把霁虹桥切成若干块挪走时,遇到了来自本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上百人联名写信,上千人在网上发表评论,呼吁政府放弃这一计划。有一些人还为此到桥上挂横幅。

大学毕业后留在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任建筑学教授的卜冲,去年夏天也写了一封信呼吁当地政府保护霁虹桥。哈工大的不少师生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

“几乎哈尔滨没有人不知道霁虹桥,”在当地的俄罗斯菜餐厅露西亚(Lucia),高虹边吃午饭边对我说。“因为大家对它有很深的感情,所以霁虹桥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反弹。”

由于霁虹桥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程序,哈尔滨市政府需要把切块挪桥的方案报到国务院审批。去年,国务院征求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国家文物局在实地探查以及在研讨会上征求了建筑师和文物专家的意见后,决定不批准哈尔滨市政府的计划。国家文物局的副局长宋新潮在采访中说,他们了解到霁虹桥是由13片梁架结构建起来,如果切割成若干块,再到另一个地方组装,就完全不会再是原来的建筑。

“这个问题上态度坚决,”宋局长在文物局的一间会议室里告诉我说“这个桥的意义核心部份是它是哈尔滨的城市记忆,是在哈尔滨生活过的人的历史记忆。”

但由于国家文物局没有权利管辖哈尔滨市政府对城市发展已经做出的规划,最后,它批准了哈尔滨市政府在霁虹桥原址上把三个桥拱加宽,并把整座桥体升高的提案。

哈尔滨铁路重点建设项目领导小组王树波副主任在电话中告诉我,水泥浇筑的霁虹桥在使用了近一个世纪后存在本体安全隐患。经中铁大桥局集团桥梁综合研究院测量,霁虹桥属于危桥,要“进行结构上的加固和安全防护”。

当地文保人士则认为危桥一说过于牵强,因为即便在市政府界定其为“危桥”后,霁虹桥也一直在市中心作为交通枢纽而承载往来车辆。

建筑教授卜冲则质疑为何市政府一定要把高铁修在老城区,并经过城市中心交通负荷最重的位置之一。”如果这里修高铁的话,不只是霁虹桥的事,周边全得拆。包括道路,全都得变。谁敢在老城区里做这么大的动作?”在哈尔滨江边的一家咖啡馆里,卜冲质疑为什么高铁不能经过哈尔滨城市中心之外的几个车站。“能不能保留一个老城区?人民记忆的文化的一个区域?要么你就走地下,像巴黎、东京,用立交的方式。”

我问卜冲:“老百姓知道这是谁定的计划吗?”

“老百姓永远不知道,”他说。

王副主任告诉我,市政府考虑到了很多方案,包括让高铁线从地下穿过的方案,但都“确实是太难了”。而高铁的建设,则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计划下的“铁路建设需求”,是“胜利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围绕哈尔滨的经济建设”,他说。

2016年底最后定下的霁虹桥改造方案是,把桥梁的三个分别为9米、23米、9米的拱,切割后加宽为11米、22米、11米,并把桥体整体抬高98厘米,以期新修建的高铁能够顺利穿过霁虹桥。哈尔滨市政府计划2018年3月正式开工,并于同年年底完工。

试图保护哈尔滨历史建筑的当地居民,左起:女商人高虹,建筑教授卜冲,建筑师、餐厅老板胡泓。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试图保护哈尔滨历史建筑的当地居民,左起:女商人高虹,建筑教授卜冲,建筑师、餐厅老板胡泓。

“寻觅哈尔滨”

这已经不是高虹第一次看到哈尔滨的地标性建筑面临毁损。2014年,她开始调研并记录在该城还存留的老建筑,并在微信平台上发表这些文章。现为一家珠宝店的三层黄色小楼在20世纪初曾是美国领事馆;上世纪早期在哈尔滨发迹的俄国富商葛瓦里斯基的豪宅地下室,则在30年代被入侵东北的日本军队改成了监狱。

随着故事越积越多,高虹建立了名为“寻觅哈尔滨”的博客,把自己写的文章发表在上面。至今,她的博客已经积累了六十多个关于哈尔滨老建筑的历史故事。而对高虹所发表的这些文章感兴趣的本地居民也越来越多,很快,一个有一百多名成员的线上讨论群就建成了。群里的很多成员都是本地的建筑师、画家,以及学者。他们不时聚在一起,探讨如何能更好地保护哈尔滨独特的建筑和文化。

而他们喜欢的一个聚会地点就是露西亚餐厅。露西亚是由在哈尔滨长大的建筑师胡泓所开。胡泓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在当地的文物保护者圈子里,胡泓是个活跃的人物。

胡泓长大的芦家街在他儿时曾布满了独门独院的别墅。但80年代,当中国开始发展市场化经济,房地产开发开始后,“开始拆了,”他说。

“改革开放,城市规划建设,大规模拆建开始了,”坐在墙上由自己雕刻的木质装饰铺满的餐厅里,胡泓告诉我。1951年出生的胡泓在中国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了乡下,在那里他学会了一手木工活。“他们说房子不够住,所以要盖房子。但盖的那些房子质量极差。”

哈尔滨的建造独特于中国任何一个其他城市。重新学习自己故乡的历史,对于我来说,也充满新奇。在我所接受的中国的教育中,哈尔滨一直被称为中国最早被“解放”的大城市。但我从未了解过40年代中期这里的国共两党如何争夺政权,也不知道老道外的民族资本曾经如何繁盛,这里的私营经济又如何在共产党执政后被公有化。

而哈尔滨早期的复杂身份,长期以来被中国政府视为不宜过多讨论的话题。在2000年出版的一期以哈尔滨二十世纪早期历史为题的《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中,目前执教于费城圣约瑟夫大学(Saint Joseph's University)的学者詹姆斯·卡特(James Carter)在一篇关于哈尔滨建筑历史的文章中写道,在1998年,中东铁路开工的一个世纪后——也被普遍认为是哈尔滨建城以来的第一个百年,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托马斯·拉胡森(Thomas Lahusen)曾计划把研究哈尔滨的俄罗斯、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聚集在哈尔滨,召开探讨哈尔滨历史的学术研讨会。但就在会议要开始之前,由于“担心这样的会议会让哈尔滨和俄国所建的铁路被太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损害这座城市的中国身份”,会议被北京方面取消了。

在20世纪上半叶,在经历了短暂的世纪之初的繁荣后,哈尔滨饱经战乱,几易其主。

1898年,俄国的工程师,以及来自当时清朝和俄国的两国工人在这里开始修建中东铁路。随后,大批为了逃避国内迫害的俄国犹太人、由于俄国革命而被迫离开的俄国贵族,以及在内战失败后寻求避难所的白俄军队,陆续在哈尔滨落脚。

圣•伊维尔教堂在1908年为服务俄罗斯东正教信徒而建,它被哈尔滨一座新火车站的建设项目包围。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圣•伊维尔教堂在1908年为服务俄罗斯东正教信徒而建,它被哈尔滨一座新火车站的建设项目包围。

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有至少10万俄国人,以及上千来自超过50个国家的人,在哈尔滨定居。这座城市迅速崛起为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中布满宽阔的林荫大道、洋葱顶的东正教堂、别墅、商店和旅馆。这些新的定居者建立了医院、银行和剧院。他们出版报纸,还建起了芭蕾舞团和交响乐团。

中国人也开始向哈尔滨移民。早期的中国移民多是为修建中东铁路,接着,他们开始寻找商机。很多人建起了商店和工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中国早期成功的民族资本家。在上世纪初,由河北迁至哈尔滨的武百祥,由街头摊贩起家,逐渐建立起雇佣上百人的服装厂,以及在当地享有盛名的大罗新以及同记商场。(1966年,文革刚开始后不久,武百祥被批斗而自缢身亡。)

这些成功的民族资本家,效仿他们在哈尔滨的俄籍邻居,建起了很多有欧式外表的石头房子。而这些房子的内院又保留了中式风格。在当地,人们把这种建筑成为“中华巴洛克”(Chinese baroque)。

这座20世纪早期的建筑位于老道外街区,这里很多的古建筑都被拆毁、被模仿古典风格的新建筑所取代。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座20世纪早期的建筑位于老道外街区,这里很多的古建筑都被拆毁、被模仿古典风格的新建筑所取代。

但哈尔滨的繁华在日本侵占东北后迅速落幕。1932年,哈尔滨变成日本统治下的东北满洲国的一部分。日本731部队在哈尔滨郊区建立起臭名昭著的实验基地,把大量的中国人以及部分俄国人和一些居住于此的其它族裔居民运送至其基地进行人体实验。

哈尔滨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拆建始于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迅速进入哈尔滨,并在几个月后将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1946年4月,在经过几个月的战争后,共产党的东北联军夺取了哈尔滨政权。5月,共产党在哈尔滨建立了市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文本中,哈尔滨一直被描述为第一座被“解放”的城市。1950年,当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苏联返回中国时,途径哈尔滨。毛泽东称,要把“哈尔滨由消费型城市变成生产型城市”。接下来的几年,在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背景下,哈尔滨开始“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立了大型苏维埃式工厂和居住社区。

在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中,哈尔滨的五十多座教堂有大约80%被红卫兵拆毁。其中包括建于1900年的宏伟的木结构圣尼古拉斯大教堂。存留下来的十几座教堂大多数也都被或多或少地损毁。比如,距离市中心不远的圣伊维尔教堂(Holy Iveron Icon Church)的内壁壁画被破坏,随后被作为仓库使用)(目前,在过去一个世纪都被淹没在当地居民区的圣伊维尔教堂,由于哈尔滨北火车站的建立而正被修缮);建于上世纪初松花江边的圣母领报教堂因为盖得太结实,“文革”中红卫兵未能将其拆除,则被另外一个新建在其外的建筑包裹在里面。过去的教堂街,被改名为如今的革新街。

从90年代后期开始,当地政府终于意识到哈尔滨独特的建筑可以吸引游客,开始着手保护一些残存的老建筑。现在,哈尔滨以索菲亚教堂(St. Sophia Cathedral)和布满俄式建筑的中央大街为傲。建成于30年代的索菲亚教堂曾是远东地区最大的教堂。1997年,当地政府把它修缮为一座建筑艺术博物馆。建于上世纪初的犹太老会堂被修缮为一个音乐厅,犹太新会堂则成为一座记录哈尔滨20世纪早期本地犹太居民生活的博物馆。

但对于本地的文物保护主义者来说,这些努力来得太迟,在一些情况下也做得很差。

在老道外,当地政府把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搬了出去。老房子被拆毁,新的建筑模仿老房子的样式建成,出租商用。类似的工程——这种新建的所谓“老城”——在中国很多城市也都很常见。老道外改造项目遭到了当地文保者的批评。他们批评政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都没有任何努力来修缮这些房子,但突然间为了商业利益而拆毁重建。他们还说政府把原汁原味的老建筑拆掉而建一些伪造品很荒谬。

左边,一个小贩在老道外的一条小巷里准备羊肉串。为了城市的景观改造项目,这条巷子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搬走了,几座楼房将被拆毁。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左边,一个小贩在老道外的一条小巷里准备羊肉串。为了城市的景观改造项目,这条巷子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搬走了,几座楼房将被拆毁。

“改造非常失败,怎么都是假的,”胡泓说。

卜冲则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老道外的老房子未得到良好的修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房子在建国后变为公产,“05年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个大杂院了。”他说:“私产房你允许自己家的厕所那个样子吗?”

而把住在这里的老居民,连同他们开的兴旺的饭店和商店都迁走,更是毁了这一街区固有的特色。改造后出租给新商户的店铺租金非常高。这让原本在这里大多用自己家改造成门市而做小生意的居民,几乎不可能有经济能力再返回重开店铺。

“人都走了,店都没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尹海洁说。“商潮滚滚,政府和开发商,文化保护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地位,只要能换来商业利益,别的都不成为考虑的要素,”她在自己的办公室告诉我。尹教授说,城市缺少能让本地学者和文保者和政府沟通的好渠道。“我们太弱势了,”她说,“一个强政府,弱社会。”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我叫上妈妈去看圣伊维尔教堂和霁虹桥。正在修葺的圣伊维尔教堂坐落在一个有几栋六七层楼房的老居民区里。周围是正在建设的哈尔滨北站。我们从居民区旁边走过,我突然发现旁边的一座小楼房是初中时妈妈让我来学英文的地方。而在我十几岁时走过无数次的霁虹桥,工人们正在它的行人通道上施工打钻。霁虹桥矗立了近一个世纪的四个方尖碑和雕刻的狮子头像在太阳下闪着光。我又在桥上走了几个来回,看这座异常熟悉又无比陌生的城市慢慢浸入傍晚的日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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